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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研会刊(94期)——休中六年 铭记一生

发表时间 2015-11-11  作者:钟海军  来源:稼研会刊(94期)   点击率:1941  



 

百年休中

 

今年是休中百年校庆,休中将于十月举行盛大的庆典,为学校祝寿。我有幸参与筹备,心中十分欣喜,也倍感荣幸。其实,我也是休中校友,自1958年到1964年,我曾在休中就读。入学我13岁,高中毕业我19岁。这六年是我成长的六年,也是我逐步成熟的六年。这六年,前有反右派斗争,后有文化大革命,应该说是处于一个非常的时期,无论国家还是学校都发生了太多的事,因此休中六年的学习和生活,一直铭记在我心中,而且越来越深刻。

1958年上半年,反右斗争进入处理阶段。同时一场“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工厂、机关、院校无处不在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又一次席卷全国。5月,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奋斗目标。紧接着的8月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又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要为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召下,全国都在“放卫星”。8月,报上就不断有亩产万斤以上粮食的报道。同时,各地城乡小高炉林立,全民开始用土办法“大炼钢铁”。农村开始“吃食堂”,铁锅、铁门拴都投入了熔炉之中。

就在这个近乎发疯的年代,我进入了休中这所远近闻名的学府。学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其美好的。长长的粉墙伸向两边,好象没有尽头。贯通的三道大门让人感到深邃。修剪整齐的冬青树排列在路的两旁象迎宾的队伍。高大的树木浓荫蔽地,清澈的荷塘碧波荡漾。掩映在亥山高处树林中的科学馆、图书馆若隐若现,神秘而诱人。东边的大操场大得令人瞠目,西边一片校舍挂着“女生部”的牌牌,告知那是男生的禁足之地。总之,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美好。如此之大之美的校园,恐是有些大学都不及的。1966年我到过“安徽工学院”,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当时的校长叫杨专诚,人很高大,有点胖。据说他是南下干部,级别较高,在校内还有配有两个佩枪的警卫员,其中一个后来还当了县电影院的经理。他不苟言笑,在师生当中很有威严,人多敬而远之。

8月底入校,919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见报。由此,我们的中学生活一开始就与两个关键词“政治”、“劳动”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首先,学校办起了一系列的厂场,学校大门两边挂的厂(场)牌多达二十余块。印象最深的有耐火砖厂、机米厂、冶炼厂、发电厂、菌肥厂、肥皂厂、砖瓦厂、养猪场等。除此,学校还有大片的农田和菜地。在相当一段时间,学校的师生不仅是工人,还是农民。劳动成了我们的主要课程。

由于学校养了太多的猪,因此低年级最常干的活是打猪草。一到打猪草我们就象鸟出了笼一般的高兴。我们去得最多的是车田,那里沟渠纵横,猪草很多。其实调皮的我们还因车田有大片的萝卜地,且离城里又近。有几次我们就是把空炭篓往萝卜地一扔就溜往城里去玩。玩够了回到萝卜地,拔起萝卜就啃。车田的萝卜是有名的,就象水果一样甜。我们每次糟塌的也不少,那些萝卜菜就往炭篓里装,然后再捞点猪草盖在上面,两人扛起满满一炭篓喜滋滋地送到养猪场。这种事从未被揭穿过。或许是工友早有发现,但懒于过问。猪食,萝卜菜毕竟比猪草要好。

随着“钢铁元帅”升帐,学校也要听其令。那时休中除了小高炉炼铁外,还用坩埚炼,这需要大量的精炭。高年级学生就经常到蓝田等地的山里去挑炭。低年级则要用锤把炭砸成炭灰,坩埚炼铁要的是炭灰。活不重,但即使带了口罩,炭灰也直往身上扑。不用多大功夫,所有的人全成了黑驴,嘴里吐出来的、鼻里擤出来的都是一团黑。有次砸炭灰,一个同学不注意,一锤竟砸中了我右手的无名指,痛得我大哭起来。这根手指后来由于积了污血,半截发黑,指甲也因之脱落,几个月后才恢复。至今看来,这根手指还是比左手的无名指略粗一些。算是一个永久的记念吧。

此时农村的青壮劳力几乎全都上了炼铁的第一线。炼铁可是十天半月24小时都要有人守在炉边的,炼铁的人每天睡眠很少,当然不能回家。可是正逢秋收,稻田的稻子早已成熟,极需抢收回家。我们的任务又来了,那就是帮农民割稻。因抢时间,割稻的任务很重。不仅上午去,下午也去。有时有月亮,晚上也去。我们经常在梦中被唤醒,睡眼惺忪就被拉到稻田。大家都是第一次手握镰刀,不时有人割破手指,包一包还要继续。尽管疲惫,但也有乐事。偶而在稻田中会发现乌龟,一番围追堵截,让大家兴奋不已。当然,第二天上课,大家可就无精打采、睡梦恹恹了。

来年开春,全校又都被赶到乡下去采茶。流口、溪口都有人去。去时自带行李,再远都是步行前往。我们低年级是到蓝田里面的儒村、高桥、里仁一带。算算也有70多里。刚上路我们还是一身的劲,过了蓝田就走不动了。越走越觉得被包越沉,越走越觉得脚拉不开。当看到远处儒村的房子,老师说“再坚持一下,就要到了。”可“见到屋,走到哭”,我真的哭了。

采茶,倒是比读书新鲜多了。如采的是一片刚开采的茶园,别说有多刺激了。我采得慢,每日也采十余斤鲜叶。那时,时兴放卫星,有一天专门选了一块新茶园,让一个手脚快的同学也放一颗卫星。具体操作,他只管两手抓鲜叶,同时有三四人张开麻袋紧随其后,他只管用两手大把大把地抓,抓下的鲜叶看也不看就往麻袋里扔。一颗茶树他只捞几把,其他同学都跟在他后面为他擦屁股。就这样他全天采茶103斤,也算放了一小卫星。

这样频繁的劳动直到1959年下半年才好转了些。

可是,19597月,国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四人打成了反党集团。记得我刚看完一本小说,叫《保卫延安》,写的就是彭德怀。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和不可理解。我还想起毛主席那句“谁人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一个革命的功臣,怎么会反党呢?可是不管我们怎么迷糊,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又开始了。中国政治运动一个特点,就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我记得有一天校园里突然贴出一批针对张绳武老师的大字报,火力很猛。张绳武在高三时就曾被选派留苏,后因体检不合格,而留校当了俄语老师。此时,张老师并不在校,而是带着学生在乡下劳动。听到消息,他立即赶了回来。天已傍黑,他点了一盏美孚灯,默默无语,一张张看着那些大字报。他的衣袖和裤管还挽着,脚上还沾了很多泥。当年这一幕竟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然而,惩罚随之而来。中国遭遇了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结果是全国多个省份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很长时间,人们都不知道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现在才知道那绝对是个惊人的数字。对这场灾难,过去的解释一直说是“天灾”,还有就是“苏联逼债”。现在则无人讳言,那是天灾,更是人祸。它与当年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和浮夸风绝不会没有关系。这场持久的灾难也波及到校园,这是我们在休中度过的更为刻骨铭心的日子。

其实,1958年我们刚入学不久,还过了一段“共产主义”的生活。休中决定不收学生的伙食费。当时是“吃饭不要钱,牙膏牙刷不要钱”。而且伙食还不错。但仅维持了两个月,就维持不下去了。粮食供应也开始紧张起来。

先是粮站不能足额供应大米,开始按比例搭配杂粮。有山芋干、高粱粉、山芋粉,甚至黄豆都用作主粮。最初的山芋干还不觉得,和在米中做出的饭甜滋滋的,也不难下咽。后来的高粱粉就叫我们叫苦不迭了。那东西很涩,无论煮糊还是做团,都很难吃。而且,高粱糊又很稀。那时正流行电影《红湖赤卫队》的主题歌,我们一捧到高粱糊不由得就会唱起“红湖水呀,浪呀吗浪打浪”来。由于难吃和不愿吃,校园里到处都是学生扔的高粱团、山芋粉团。这些团团发了霉,就象一个个白色的绒线球。后来是煮黄豆当饭,我们发现把煮黄豆略微晒一下成了豆豉,吃起来就不难了。于是,把煮黄豆都用一张纸摊在地上晒。可怜,这里一边听老师讲课,目光却不断扫视着窗外地上的黄豆,生怕被人拿走了。

由于粮食越来越紧张,中央号召“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当时流传两个词叫“小秋收”和“瓜菜代”。休中有大片菜地,于是开始在米里掺上大量的大白菜,煮“菜煮饭”。这东西不饱肚,于是学生就到菜地偷菜瓜吃,学校安排学生值夜看瓜,但没有不监守自盗的。后来瓜没了,我们是菜地有什么就吃什么。我生吃过还没红的西红柿、生吃过红辣椒、还有青辣椒,都是摘下来就往嘴里填。菜也没了,我们开始剜野菜。最多的是苦菜、野葱,连猪肠草、棉花草都采。学校就用我们采来的野菜煮饭。但即便是野菜饭,量也很少,很多人都吃不饱。有些高年级还有个大的同学更是整天肌肠漉漉。那时就餐是8人一桌,每天轮流由一人端饭桶、分饭和洗饭桶。有人想了个点子,主动为别桌洗饭桶。洗前,先用手指把饭桶由底到边刮一遍,边刮边往嘴里吮,那形象在今天看来绝对让人嗤之以鼻。后来又有人出了个主意,反正是吃不饱,不如每天让一个人做涨死鬼。就是轮流先尽一人吃饱,剩下7人再分,很快这个做法就在同学中流行开来。那时,学生当中一切交易都以饭做筹码。一个心爱的小玩艺,一个自制的小工艺品都明码标价:“×碗饭。”换饭,成了一股风气。

到休中读书,几乎每人都有一个菜筒,大多是竹筒。因一周不能回家,家长便用菜筒给装点菜或其它食品带进学校。那也是一道风景,学生回家或返校,除了一个书包,腰上总晃动着一个菜筒。菜筒里的菜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境。有的是黑腌齑烧肉,有的就是黑腌齑拌盐了。但随着日子越来越艰难,菜筒里装的也是每况愈下,最后很多装的都是细糠了。就这样,我还很羡慕。回家对母亲说,人家都有糠带,我也要。我家不是农业户,母亲只得托要好的社员到碾上去扫了一瓶米仁糠,用盐炒了炒让我带进学校。今日想来,还不由鼻子一阵阵发酸。后来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我曾吃过糠”,我不能忘记这段经历。

不过,学校日子再怎么难,一日三餐还是有保证的。可农村的日子就难过多了。多少日子不见一粒米已是常见的事,后来便经常听到饿死人的消息。有些有孝心的同学,便从周一开始攒饭。每天省几口,存入菜筒之中,六天下来,竟也有满满一筒,带回去让家里人充饥,尽管已经变味。这事后来被校方发现了,为维护学生健康,便派教师到饭厅值班,严管存饭。周末则在校门设岗捡查,一律不得把饭带出校门。这条路堵死了,后来就有饿得不行的学生家长找到学校来,张一口儿子省下的饭菜,真是惨极了。为了能帮家里一点忙,那时有不少同学都弃学回了家。

饿肚子的日子,到1962年才稍有好转,这时我已是高中生了。可是国家并未平静下来。精减职工、人口下放,让许多人家不得安宁。中央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到9月,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开始扩大化。1963年全国又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第一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4年又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政治因素对学校教育教学无不造成极大的干扰。那年月,阶级论、成分论甚嚣尘上,所有人、所有事都以阶级划线。1964年高考,休中许多高材生未被高校录取,原因都是成分太高。那时还真不追求升学率,学校人事部门对毕业生的政治审查极为严格。学生填表,凡有问题的社会关系一个不能漏填。我有个姑父被打成右派,具体情况我确实不知,所以没填。管人事的曹之健把我找了去,说是对党不忠实,硬是让我补填上。据说政审后学校都要在每人的报考表上盖上“该生不宜录取”、“该生宜录取重点院校”等事先雕好的章,以表明学校的态度。

高中那三年,国际上也很不平静。尤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僵。196110月,周恩来率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就与苏联发生严重分歧,周恩来因之提前回国,毛主席亲临机场欢迎。之后,中国与苏联及西欧一些马列主义的政党交恶,不断发生激烈的论战,有些文章标题至今记忆尤深。如《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答多列士等同志》等。特别是自19639月至19647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陆续发表,让我们都不知所措。这些深奥的文件后来都列入了我们政治课的内容。教者、学者心中都是说不出的苦。高中还有一件事也是由中苏关系恶化而引起。当时,我们学的是俄语。为了表示对苏联的不满,我们一度罢课,强烈要求改为英语。学校为之与我们对话,终因中途更改有诸多困难而作罢。

休中那六年,是风雨交加的六年、是十分艰辛的六年。但细细想来,也还是充满快乐的六年,值得怀念的六年。有许多零零碎碎的记忆,现在想来还觉得有趣,那也是一种幸福。

那年代,学校的领导多为党员工农干部。人虽不错,但讲话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在台上讲话,经常停顿,中间还夹着许多“啊、啊”和“这个、这个”。他讲得累,我们听得更累。有时我们调皮地给他数有多少个“啊”,确也惊人,一次讲话,多的达几十声。后期,来了个教导主任叫李兴富。不仅人长得秀气,最让同学佩服的是他的即席讲话。既不嗦,也无重复,语音清楚,用词准确。语言连贯,非常从容。一个“啊”音都没有,学生都认为他最有水平。这点给我们的影响很大,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的口语能力是何等的重要。

休中的板报,是很吸引人的。板报由各教研组主办,定期出刊。写稿、抄写、美化都是由老师完成。各组的板报都非常讲究质量,抄写的老师写字十分工整,一丝一毫都不马虎。记得有个生物老师叫方步青,他那一手粉笔字让人无不叫绝。老师做样,对学生也是一个教育。我在出班报时便潜移默化地受到他们不少影响。

休中的图书馆,现在依然在全省中学挂头牌,它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借阅过国内外许多著名的小说,也看过《金陵春梦》这类野史。还有一本《中国上古史演义》我简直爱不释手,甚至花了很多时间把前半部都抄了下来,竟然至今还未丢失。我太爱看书了,上课也看,把书打开放在书桌里,把抽屉板拉开一条缝,就这么看。被老师逮过也还是忍不住。

休中的文体活动从来都是很活跃的。学校军乐队、合唱团绝对一流。学校师生常同台演出话剧,如《龙虾》、《三月三》等。我也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是校合唱队的队员。我登台演过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还参与了校庆50周年的大型古装戏《虎符》的演出,演魏王是丁京之老师、演如姬是孙馥子老师,我演的是一小卒。高三时,胡光来老师是我们的副班主任,每晚自习课前半小时他都来教我们唱歌,岳飞的《满江红》就是他教唱的。当年学校搞了一次歌咏比赛,我班唱的两支歌就是他选也是他教的。结果,我班获得了一等奖。我们很多同学都喜欢练乐器,每当晚自习中间休息,大家便把胡琴、箫、笛拿出来合奏,那个热闹劲感染了每一个人。学校操场上也经常是龙腾虎跃,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进行锻炼。最吸引人的是篮球场,时常有班级对抗赛,平时十分矜持的女生也不顾一切地高喊着为本班的球员加油。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更是集体地大比拚,这种比拚从入场式就开始了。有一年,我被选作执排,就是拿着写着班别的牌牌走在自己班的最前面。我甚感责任重大,特地设法借了一身白服装,白上衣、白长裤、白球鞋、白袜子。那时没有条件也不要求服装统一,我这身装束走在队前,别提有多引人注目了,人都说我为班级争了光。

那时,学校不定期总会给师生放露天电影,请的是县里的放映队。估计是设备质量不行,放时常出故障,当然有时是校发电机出了问题。可学生不清楚,每当放映师傅排除故障时间过长,大家就用休宁话喊:“日间只识得陪老婆上街嬉,夜间再来修电影机。”弄得师傅又尴尬又紧张,而此时我们则比看电影还兴奋。有时长时间修不好,我们便互相靠着打瞌睡,但没人会离去。当机子修好了,我们又喜滋滋的接着看起来。

我喜欢写作,有年学校语文组搞了一次作文比赛,采用的是自愿投稿的方式,评奖是分年级进行。我很兴奋,写了一篇《两代人》投进了投稿箱。每天忐忑不安地等着公布结果。当语文组在板报公布我获得高三组二等奖,并把我的获奖文章登上油印小刊《习作》的上面,我高兴极了。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这本《习作》我至今还留着。我的写作水平得到几个语文老师的认可,特别是张昌铭老师。我记得他教我们语文时,我有好几篇作文被他当作范文拿到班上讲评。他事先把我的作文印发大家,让大家看后发表看法,然后剖析优点和缺点,提出修改意见。这种讲评课,因针对性强,又因范文就出自自己的同学,学生都很感兴趣,听得也很认真,故而多有收获。我则更别说了,除了有些得意外,更多的是佩服。老师娓娓道来,句句入耳,他的讲评课成了我最喜欢上的课之一。之所以我今天写些东西还能入眼,与张老师的教法不无关系,他给我写作上的帮助我没齿难忘。后来,学校举行诗歌朗颂比赛,别的班都是选用报刊或课本上现有的作品,是他鼓励我自己创作一首诗参加比赛。于是我花了几晚的时间写了一首长诗《毕业歌》,送他看后稍稍作了一些改动,便组织了六个人排练,结果获得了一等奖。记得奖品是一本《毛泽东诗词选读》。只可惜,《毕业歌》的原稿后来丢失了,一直都没找到。

休中六年,真的难以割舍,即便在梦中有时也会想起。百年校庆在即,我写了一首藏头诗“休中百年,明天更好”献给母校,是祝贺,也是祝福,更是为了永不忘却。

诗曰:休说昨日辉煌,中有几多艰难。百练始得穿柳,年久方知不凡。

明朝迈开新步,天天奋发图强。更有诚毅在胸,好景自当绵长。

                              写于201251

(作者曾任休宁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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