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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研会《会刊》95期文稿

发表时间 2012-12-12  作者:  来源:稼研会95期   点击率:3676  



温家宝:当前迫切需要把教育从应试和高考指挥棒下解放出来

28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全国教师工作暨“两基”工作总结表彰大会97日在京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发来贺信,温家宝总理出席大会并讲话。

温总理在讲话中强调,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当前迫切需要把教育从应试和高考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解放学生,解放教师,解放学校。只有这样,学生、教师、学校才能按素质教育的要求去学习、去教学、去管理,真正提高教育质量。要深入推进教育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倡导教育家办学,教育应当由懂教育的人办,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管理和办学模式。完善升学考试制度,让学生有多次选择机会,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扩大教育资源,增强教育发展活力。

温总理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有高水平的教师,才有高水平的教育,要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教师要把教书放在第一位。只有教好书,才能育好人。只有“教”才能成为“师”。大学教授要进课堂,给本科生上课;中小学特级、高级教师要始终深入教学第一线。要关心农村教师的生活和成长,使他们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教师要时刻加强师德修养,做到“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摘自201298日《中国教育报》)


《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首发式在休中隆重举行

2012106,坐落于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万安古镇的休宁中学迎来了她百年华诞,各地校友与嘉宾莅临碧波荡漾的横江江边、绿荫葱郁的亥山脚下共贺庆典。这期间,由我会与休宁中学合编的《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一书在学校“校史馆”(即原“斯文正脉”堂)前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这饱含着该校历届师生对学校创办者胡晋接先生的无限敬仰之情。

首发式由现任休中校长胡建生先生主持,参加首发式的领导和嘉宾有:省教育厅厅长程艺,黄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宋国权,黄山市市委副书记程迎峰,黄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文明以及休宁县人大主任、县委书记陆群,休宁县委副书记、县长金涛等领导;此外还有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本会名誉会长聂圣哲先生,外研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本书执行编辑、本会副会长吴浩,胡晋接后人及亲属代表胡淑华、胡其伟、胡仲雍、胡昭华等人,本书主编周文甫会长也出席了首发式。

吴浩社长向各位来宾介绍了《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一书的编辑出版情况。该书系我会近年来搜集整理、研究胡晋接教育思想的成果汇编,全书分“胡晋接教育言论选”、“胡晋接诗文选”、“胡晋接往来书信选”、“胡晋接年谱”、“胡晋接研究”五个部分,约40万字。该书命名“斯文正脉”,源于胡晋接先生1912年创办省立五师(即休中前身)时,曾将一块“斯文正脉”匾移悬校内,匾左有他加书的题识:“右额为还古书院遗物,今院圮移悬校中,以保古迹。”胡先生欲借此匾以发扬乡先贤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视斯文为正脉,鼓励师生认真治学,把学校办出特色。胡先生当年为该校制定的校训“诚毅”,至今仍在激励着一届又一届的休中学子们,当然,新时代的学子们更给“斯文正脉”赋予了新的内涵。

仪式上,周文甫会长和吴浩社长分别向休宁县地方志负责人和胡晋接后人及亲属代表胡其伟先生赠送了数册《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见前图)首发仪式后,媒体记者还对吴浩、胡其伟、周文甫进行了专访。

该书已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它的出版发行得到了聂圣哲先生、吴浩等人的大力支持,也是本会理事和编委们心血与汗水是结晶,更是弘扬胡晋接先生爱国爱民的教育情怀、艰苦创业的办学精神以及倡导教育改革之路的最好见证,必将推动胡晋接先生教育思想的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                                  (成夏林)    


品茗话“稼研”,就菊说《会刊》

———在“稼研”理事会上的发言

·郑秉秀·

一年又过去了,在这一年中,“稼研”工作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尤其是“稼研会”成立10周年的纪念大会开得很成功,很有特色。两本新出版的文集,社会反响很不错,个别人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不同看法也是一种反响,比没有反响好。目前我会又在为“休中”百年校庆作纪念文集的编辑工作,会长和几位编委十分辛苦,我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除了以上集体成果外,程庸祺编写的有关“亚东”的史料(《“亚东”历史追踪》)也非常珍贵,因《会刊》上已有评论,我就不再赘述。汪俊赓老师、吴家泽老师以90高龄仍著述不断,令我十分钦佩。吴家泽老师的新画册我已收到,在此表示深切感谢,汪俊赓老师的辍笔宏篇我正在阅读,也是先睹为快。两位老先生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执着与不断追求,既弘扬了稼民先生的遗志,也体现了“稼研会”“尊重历史、服务现在,致力未来”的立会精神。我以为“稼研会”已成为绩溪文化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徽州文化人的一处精神乐园,绩溪乃至徽州文化传承的一块乡土基地,天下绩溪人交流、对话、联系的一所温馨小屋。总之,“稼研会”已不仅是我们理事会同仁、全体会员的“稼研会”,而且是绩溪父老乡亲们大家的“稼研会”。《会刊》上每一期的捐赠榜,既是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支持与期望,也是他们加之于我们身上的神圣使命。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没有理由卸下这份使命,只有勇敢地肩负起来,争取把它办得更好!

《会刊》是“稼研会”展示研究成果,报导教育改革信息,反映故乡民情、民意的一块园地,也可以说是“稼研会”的一块招牌。《会刊》的水平,既反映了“稼研”工作的水平,也反映了“稼研”同仁的思想认识水平,更是一个地区文化底蕴的综合体现。《会刊》如果越来越受欢迎,读者面越来越大,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在不断进步;反之,如果读者面越来越窄,反响越来越冷淡,则说明我们开始脱离群众,套话、空话多了,实话、有份量的话少了。所以编好一份刊物是件很难的事。《会刊》编得如何?我以为在绩溪,乃至徽州的民间刊物中是比较好的,不说首屈一指至少是名列前茅的,甚至不谦虚地说,比某些官办刊物受欢迎。特别是近年来,版面不断扩充,栏目不断出新,错误不断减少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中间,编委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认为《会刊》近年来的主要进步,体现在以下方面:

1、思想性有了较大提高

我所说的思想性是指文章触及了教育改革的课题,有切身体会和独立见解,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从去年8月至今年8月出版的8期《会刊》中有22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所触及,有所剖析,甚至有所批判,其中有一些文章是转载于其他刊物的,看了很受启发,如93期中的《一场校庆,打破四个常规》、《“放养”的德国幼儿教育》、《家教中的反教育现象》,文章不长却发人深省。还有92期摘自聂圣哲先生《旅美小事》上的两篇比较教育的文章也颇具新意,对我们的教育改革有启迪作用。高飞先生的《名师华丽转身的启示》提出了教学方法改革的问题,尽管这个转身是否称得上“华丽”,还有待教育实践的检验,但高飞先生至少提出了“光凭口表能力来评判课堂教学质量是不全面的”观点,现代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各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尤其是电脑工具的应用,以及课件的精心制作。

2、胡适研究势头很好

“稼研会”的胡适研究启动较晚,但开局势头很好,且越来越好。一年来,会刊上发表的胡适研究文章计有14篇,有些文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例如程庸祺的《胡适与亚东图书馆》,冯志坚的《胡适与毛泽东》,魏邦良的《胡适的家教》;有些文章高屋建瓴,概述了解放后从批判胡适到研究胡适的曲折过程,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高层动向,如胡其佳先生的《从批判胡适到研究胡适》;有的文章别开生面,穿越时空,把胡适的上庄故居与北京米粮库胡同4号的寓所进行穿插回顾与研究,并引出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一干历史名人与胡适的交往,仿佛要将“五四”前后那段历史凝固在这条小小的胡同里,读来让人唏嘘感叹不已。《会刊》上的胡适研究文章大多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这是其他刊物所难以做到的。

去年“稼研会”胡适研究的重头戏是汇编出版了一本胡适研究的专集:《中国现代圣人———胡适》。这本书把绩溪人的胡适研究和胡适的教育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编排体例上是很有创意的。我认为一个小县的民间团体能编出这么一本有价值的书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也有人对书名有意见,认为我们是在拔高胡适,认为胡适身上有诸多缺点,不能称之为圣人。对于批评意见,我们当然欢迎,但是有一点需要澄清:圣人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人。孔夫子就有许多缺点,也犯过许多错误,但从总体上看,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巨大,足以称为圣人。胡适也一样,就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影响与贡献,称之为圣人也不为过。当然,如果你坚持用“阶级论”的现点看胡适,而不是用“历史文化论”的观点看胡适,我们就失去了讨论的基础,甚至连孔夫子能不能称为圣人也成了问题。

3、“稼研”十年总结做得比较全面深入

一年来《会刊》上刊登的有关“稼研”十年总结的文章计有11篇。撰稿人除周文甫会长外,还包括“稼研会”顾问、理事、会员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总结的方式包括报告、回顾、评论及研究文章。由于作者所处环境不同,与“稼研会”的关系不同,年龄、职业不同,故对“稼研”工作观察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形成了立体的多层次、多方位的集体总结态势。这是“稼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充分说明“稼研”工作已经深入人心,正如汪周永先生在“稼研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稼研会”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人们不分性别、年龄,不论海内、海外,也不管在职还是退休,无论学界还是政、商业界,都被吸引到它的周围,都以一种平等、开放、无私、坦然的姿态,共同面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撰搞投书,问计献策……这次十年总结,成绩方面大家都作了充分肯定,这里不再重复。不够及有待提高方面,主要还是集中在“稼研”与绩溪现实教育的关系,《会刊》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以及“稼研会”的后继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留待后边再进行讨论。

4、《会刊》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研究方向

《会刊》90期上刊登了章恒楠先生《一定要把绩溪话传下去》,93期上又刊登了胡其佳先生《关于保护好古城若干建议》,这两篇文章提出的是有形与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都关乎徽文化的延续和保护问题,是很有眼光的。徽州方言是到了必须抢救的阶段。

现在绩溪年青人的“绩溪话水平“是大大降低了,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形容词、调侃语、詈语都快要失传了,有些问语虽然会说,但不知其如何写,比如“xion yan jie”会用但不会写作“伤阴骘”。又比如“ǎ  lē”这个第一人称代词,许多年青人以为对应的汉字是“俺”,其实是“卬”(áng)。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徽州方言的形成与复杂性同历史上的数度战乱,导致衣冠南迁,文化融合有关,所以方言的研究也涉及地方发展史。其佳先生提出的古城与建筑保护问题,更具迫切性,可以说是刻不容缓了。现在明清遗留下的百年以上的徽州古民居大多已岌岌可危,有几个因素可能导致它很快消失:一是因地方建设需要大面积拆迁;二是年久失修,自然倾塌;三是地方文物管理部门保护资金匮乏,无力保护;四是民间资本介入保护,但因缺乏法律依据,要冒很大风险。我以为这个问题如果政府不能很快作出决策,允许民间资本合法进入古民居转让市场,规范其交易行为,则在二、三十年内,徽州古民居将荡然无存。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历史责任,所以,我认为其佳老县长的建议是具有远见和历史责任感的。

最后我想就“稼研”今后的工作提出三点个人的建议:

其一是“稼研”如何同绩溪现实的教育改革联系起来。我建议先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查工作,取得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我以为当前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反映最强烈的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教育公平问题。包括投资的公平性,教师资源配置的公平性,生源获得的公平性,高考录取的公平性等问题(加分及地区差问题)。二是减负问题。包括学生课业的减负问题和学生家长支付的补习费用、复习资料费用以及择校费用的减负问题。

其二是“稼研会”成员的“年轻化”问题。我认为这里的“年轻化”概念与我们通常所指的“年轻化”概念不同。因为“稼研会”毕竟主要是由退休的教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以在职人员为主体目前毕竟不现实,因此,6079年龄段的退休教师,只要身体健康,对“稼研会”来说,仍然是主体力量。十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60岁以下的会员更是“稼研会”的宝贵财富,应该逐步成为骨干力量,由于他们还在职,不可能全身心投入“稼研会”的日常事务工作,但他们大多思想比较开放,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新的技术手段快,完全可以以此弥补时间上的不足。因此,在下一届的理事会改选中,应该加大这个年龄段的比例。另外“稼研会”的活动方式,也应顾及年轻会员的要求,可以多搞一些联谊会,也可由他们策划一些固定的电视节目在县城范围内搞成一个有影响的电视品牌;也可以由他们组织一些以教育或徽文化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诗歌朗诵会、校歌演唱会等,从而加大“稼研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稼研会”还可以组织或参加一些校友活动,以扩大其影响力。

其三是《会刊》质量的进一步提升问题

首先,要围绕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组织一些较有分量的文章,我认为有这么一些重大问题值得讨论:

1、教育制度设定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搞的应该是党的教育还是国民教育?过去我们直接宣称,我们的教育是党的教育,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不再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是政治色彩仍然很浓,主要体现在高等院校政治思想课程几乎占了总学时一半的分量,并且还在不断加码。最早是马列主义原理,后来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再后来又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而公民道德修养课的比重却很轻。几十年来,强化政治课,弱化道德修养课的后果已经呈现,当前,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问题,工商界的制假、贩假问题,整个社会的诚信缺乏问题都与放松了公民道德教育有关。这当然应该归咎于教育制度的失败。

2、教育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是“行政化”。不仅公办院校搞“行政化”,连民办院校的院长、书记也由上级主管部门派遣,也规定了行政级别,如我们阳光学院是副厅级。

高校的行政化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譬如由上边空投的校长只对上级负责,唯上命是从,如果你对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些不当政策持不同意见,那么就请你靠边站,而跟风跟得好的校长,哪怕水平与人品备受质疑,也能稳坐钓鱼船。行政化还是高校学术腐败的总根源,譬如利用行政权力获取科研经费,利用行政权力给政府官员、企业大老板、影视、体育明星发放硕士、博士桂冠等。

3、要捍卫教育公平的底线。教育不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特权思想,从幼儿园到出国留学都能看到特权的影子;二是地方保护主义,各地的教育资源都只对本地学生倾斜,决不让“肥水流进外人田”。据有关资料披露,北京高中生进入北大、清华的机会是广东学生的280倍,是安徽学生的380倍;三是教育竞争引发的教育不公平,例如为竞争形势所迫,各地中小学都不得不争生源,建重点班与实验班,造成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比较而言,高考制度尽管有种种缺陷与不完善,但它还是中国教育当前的一条公平线。今年福州高考试点打出的一幅大标语很有意思,“考好数理外,打败高富帅!”我们搞出五花八门的高考加分制度,看到一些特权势力是处心积虑地妄图拆掉这条公平底线,例如搞什么中学校长推荐制,高校自主招生制等,道理冠冕堂皇,其实无非是想冲垮这条公平底线。我之所以对“批判应试教育”抱有戒心,说到底就是担心有人借此来冲垮这条教育公平的底线。所以“减负”的提法比批判应试教育的提法好!

我呼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捍卫高考这条教育公平的底线。

(本文是作者在201282日“稼研会”理事会上的发言)


胡适与吴健雄,师生情谊放异彩

南宁·邵茂昌

1912年出生于江苏太仓(含上海市)的吴健雄,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工作。他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用实验的方法证实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能量守恒定律的不可靠性。”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主席,获得华人科学家在美的最高职位,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19907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以吴健雄博士在物理学上的卓越成就而正式命名编号第2752号的小行星为“吴健雄星”。这位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女性物理学家,从此不仅在地上广为人们景仰,也将因此在天空中熠熠生辉。

吴健雄是胡适的学生。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胡适主政上海中国公学的时候,吴健雄在中国公学数学系上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中说:“先生在中国公学任校长内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数学系的吴健雄,她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女性物理学家。”

当时的胡适不是她主攻学科的具体指导教师,但由于有了那么一段师生情谊关系,所以吴健雄虽然没有跟随胡适到北京大学学习,但在两人日后的交往中,胡适的学术思想、科学研究的方法,却给了吴健雄以深远的影响。吴健雄功成名就之后,在总结她的物理学研究成绩时,公开表白她的中国导师中,没有第二人可以和胡适相比拟。

师门桃李    春风化雨

1923年,吴健雄到离家25公里的苏州,参加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的入学会考,在近万人的考生中,她以名列第九的成绩成为入学200人中的一员。

苏州二女师当时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学校。原因是该校的校长是一位相当有眼光的教育家,她有很多新的教育理念,在苏州女师办了多项实验教育,因而享有美誉的校风,得到海内外教育界的好评。

喜好读书的吴健雄已在学校图书馆里的《新青年》、《努力周刊》等杂志上,看过胡适的文章。她对这位在美国留过学,回国后极力思索改造旧中国的年轻的北大教授的新颖思想,早已由衷向往。

在苏州女师的实验教育中,除了聘用许多优秀的教师、教授和选用新式课程外,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就是经常邀请著名的学者来校演讲,给吴健雄以深刻印象的是胡适的演讲。

胡适饱含激情的演讲,确实激动人心。他要求年青人必须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二是拿科学的态度、方法、精神,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吴健雄当年17岁,10多年后,她31岁时给胡适去信谈及那次演讲对她所产生的极大影响:“你的演讲极为动人,极有力量……譬如说,我听到了你那次在苏州女师的演讲,受到的影响很深,以后的升学和出洋留学都是从那一次出发的。”

胡适收到吴健雄的来信很高兴,当天就写回信说:“那年代我在苏州演讲之后,叶圣陶(当时在苏州一中做教员)曾写过一篇小说,说一班教员听说我的讲演,当时的大兴奋,过后的讨论,讨论后的无结果的悲哀……我并不因此悲观。我曾说,无心插柳,尚可成荫;有意栽花,当然要发。我一生到处栽花(撒花种子),即使绝大多数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百分的快慰了。将来见到圣陶,我要告诉他这个故事,好替我(自己)吐吐气。”

胡适来苏州女师讲演后,第二天还到附近的东吴大学演讲,吴健雄也特地跑去听他演讲。吴健雄记得,胡适那天讲新时代的妇女,也谈社会的改造,这些新思想使她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吴健雄在苏州女子师范,虽然在同学们中年纪个头很小,但是由于她聪颖过人,很快就成为校中同学谈论和师长喜爱的好学生。

吴健雄以最佳成绩从苏州女师毕业后,获得保送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吴健雄念的是师范,照规定要先教书服务一年,才能继续升学,但由于当时师范的服务规定并没有那么严格,因此吴健雄在这一年当中,并没有去教书。

吴健雄由苏州女师毕业回到家中,母亲看到在外念书多年的女儿回家高兴极了。吴健雄的父亲当然也十分高兴,可他告诉吴健雄,说是有一位很好的老师胡适,暑假里正在上海中国公学讲课,问她想不想去听,吴健雄听了很兴奋,但母亲马上提出反对,认为女儿刚毕业回来,怎么又要外出,吴健雄的父亲于是说:“我们一家一起去,先到吴淞口边上野餐,再送吴健雄去中国公学。”吴健雄就这样进了中国公学。父亲这样处理事情令吴健雄佩服极了。她说,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她父亲,另一个就是她即将亲聆其教诲的胡适先生。

中国公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是我国留日学生愤恨日人的歧视,集体退学回国以自己的力量在1906年创办的。胡适早年也曾投考中国公学并在其中学习过。1928年,中国公学因为闹学潮而难以为继。无奈之下,聘请胡适回母校担任校长。当时胡适虽在北大教书,不过因母校关系,便应聘兼任中国公学校长。他上任后对学校多有改革,除聘用许多一流学者任教外,还自兼一门文化史的课程。经过整顿,中国公学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也由300人猛增到1300人左右,吴晗、罗尔纲、吴健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学文科的吴晗、罗尔纲出自胡适门下还可以理解,而吴健雄却是一名数理系的学生,又是什么原因呢?

理科学生兼学文科是胡适的一贯主张,他总是抽出一定的时间为他们上课,这也是他身体力行的一个原则。因此,吴健雄便有幸成为胡适的一名学生了。

好学心切的吴健雄,确实想多学一些东西的。她是师范毕业,虽然成绩出众,但却觉得自己学得不够:不但在最有兴趣的数学、物理等学科课程方面,在其他文史学习上,她都觉得有所欠缺。因此,她除了选学数学方面的两门课程,还选学了中国有名的历史学家杨鸿烈的历史课和著名社会学家马君武的社会学,当然给她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胡适教的《清朝三百年的思想史》。

胡适是当时举国知名的学者,加上他翩翩的风采和广博的才学,更使之成为明星般的人物。他在上海中国公学的课,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胡适由北平到上海来上课,总是不休息地连讲两个小时。由于选修课的人数太多,一般教室坐不下,于是每次都在大礼堂上课。

胡适的丰采吸引着吴健雄,但给吴健雄印象更深刻的,是胡先生演讲内容的生动,观念上的不落俗套,屡有新意。许多年后,吴健雄说起她早年听胡先生讲课的往事,脸上总是露出悠然神往的形态。

吴健雄虽然主攻科学,但对文艺也极为喜爱,作文常为全班之冠,甚得胡先生的称许。吴健雄和胡适的这段师生经历,不但吴健雄认为对她的影响深远,胡适也曾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是他生平最得意,也最值得自豪之事。“我的学生吴健雄”成为胡适后半生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吴健雄的父亲知道女儿想进入大学读书的想法后,不但鼓励吴健雄要不畏艰难地勇往直前,还特别去买了三本学数学的书:一本三角,一本范氏代数,一本几何。吴健雄暑假里就在家自修,弄懂了这些她在师范里学得不够的东西。这个经验不但使她往后养成了自修的习惯,也使她有了足够的信心。多年以后,当她在美国以一名异国女性的身份独自在科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被问及影响她最大的人是谁时,吴健雄脱口而出:“我自己。”吴健雄一向对自己充满信心,问她信心从何而来,她说要对你所面对的问题做“彻底的了解”,要彻底了解,就要用功夫,用功夫便可略窥其堂奥。她是个只相信“努力”的科学家。

吴健雄这段由少年到立志求学的成长时期,虽然也受到多位师长的教诲和鼓励,但是毫无疑问的,给她启蒙和教导最为深远的,还是她的父亲和胡适老师。

师生情谊   至诚至深

胡适与吴健雄之间的师生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吴健雄离开中国公学之后,他们之间保持了书信来往。胡适给吴健雄寄过了多少信函,由于吴健雄不愿意公开,无法得到清楚的了解。但是,我们从已知的信中便能清晰地看到,他对于吴健雄所寄予的希望是极其殷切的,堪称拳拳之心,谆谆善诱。

1936年,胡适在给吴健雄的一封信中说:

“此次在海外见着你,知道你抱着很大的求学决心,我很高兴。昨夜我们乱谈的话,其中实有经验之谈,值得留意。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能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要利用你在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

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文江),翁詠霓(文灏),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以此相期许,你不怪多我多管闲事吗?匆匆祝你平安。

                                                  胡适

                                19361030

胡适在信中很有见地地指出努力的途经,说明要做第一流的科学家,不仅要掌握本专业必备的知识,而且还要有其他学科的丰富知识。这的确是经验之谈,至今尚有指导意义。

吴健雄把胡适的教诲奉为座右铭,付诸实践,而且还把亲身的感受言传给中国留学生,希望中国的留学生也能以此为鉴,奋力前行,以期成为“极渊博”的“第一流的科学家”。1986年当记者访问吴健雄时,她曾对此问题做了阐述。她说:“近年来,大陆实行开放政策,派留学生出国,这很好。大陆学生书本知识都很好。到美国后,大多钻在图书馆,学习刻苦。但是,学习时不善于提问题,提问题少。其实,留学生应该多到工厂、政府机关各部门走走看看,多接触美国社会,多了解社会,扩大眼界,见多识广。”这实际上是对胡适所说的“利用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的具体说明。

她同时又指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对中国五千年文化的认识,要注意学生人格的培养。”“不要学了科技,其他什么都不学了。”显然,这又是与胡适所说的“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的话相呼应。

五十多年前,胡适对她的教诲和影响是深远的。19861027日吴健雄在美国“艾利斯岛奖章”的颁奖典礼会上,又再次将以上的看法加以强调:“特别忠告正在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注重要打好学术根基以外,还要努力走出课堂,以广见闻。”

抗日战争时期,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而吴健雄也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使他们通信和见面的机会稍微多了一些。每逢胡适从华盛顿来到美国西部,他总要去看看这位得意的女弟子;吴健雄也借暑假东游之机,去探望自己的老师。身为师长,胡适对吴健雄的生活学习非常关心;作为学生,吴健雄对老师胡适更是极为崇敬。

胡适对吴健雄的谆谆教导,令她心悦诚服,她直承是胡适的“信徒”。吴健雄在美国求学期间,胡适对她的关怀备至,不仅深深地感动了吴健雄,而且也感动了她的父亲。193988日,吴健雄在给胡适的信中是这样表达的:“父亲上星期又有航空快信来,他很是高兴,美国人民自胡大使接任后,对我国抗战已渐表同情,他说非胡大使之德望感人,曷克臻此。想不到女儿是你的信徒,连父亲也变成你的歌颂者了。”

胡适的言传身教,对吴健雄来说,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美国,胡适曾几次慈父般地对她进行亲切的教诲,给予她积极的鼓励和启迪。

19412月间,胡适与吴健雄作了一次坦诚的交谈之后,吴健雄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在此次谈话中,我又得了不少教训,以后我一定致力从容忍和宽恕这两方面去修养。坦率地说,我一向不甘心容忍,常认为容忍是懦弱者的表示,现在才领略到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容忍和宽恕,真是做人的伟大处。”

通过这次交谈,吴健雄这个充满自信而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怀着对教导者的高度信赖和赤诚崇敬,欣然接受胡适的教导,重新理解“容忍”和“宽恕”,在为人和处世上确立了新的观念。

1942年夏,吴健雄正准备与袁家骝结婚。袁先生出身世家,是民国初年四大公子之———袁克文之子,他卓尔不群,才华出众,有“神童”之称。他们两人由加大同学相爱而结婚,育有一子纬承,也是物理学博士。一门三杰,传为美谈。袁先生为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是专业的学者,有他自己的学术地位。

在这之前的十天,吴健雄特地给胡适写了信,信中说:“老师,家骝和我预定在本月三十日举行婚礼,我们相识有六年之久,彼此知道得很清楚。我真希望那时候西方有某大学请你来作毕业演说辞,那我便可借光了。”

吴健雄原以为恩师能顺便参加他们的婚礼,却没想到这是误传。简朴的婚礼之后,为了使丈夫进入美国无线电公司继续从事尖端技术研究,吴健雄硬着心肠离开了风和日丽的加利福尼亚。她在信中对胡适说:“我觉得美国无线电公司规模大,设备好,中国将来正需要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组织,他应该前去得些经验。”

1946年,一位美国教授在退休前,希望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中国的一所大学。在吴健雄的努力下,他将这批图书送给了胡适领导的北京大学。吴女士的爱国之情,敬师之意,尽在此举之中。

从他们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吴健雄从大学求学与到美国深造期间,以至成为海内外大扬其名的物理学家,她对胡适一贯毕恭毕敬,持之至诚,颇为敬重,始终念念不忘胡适对她的教诲。

1952223,她在台湾大学做学术报告。当谈到科学研究成功的秘决时,她明确指出:“科学不是静的,是动的。是永远不停地在动的,要有勇气去怀疑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就是胡院长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可见吴健雄把胡适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奉为经典,信守不渝始终以此要求自己,并以此传授后人。

1958年,吴健雄被美国选为科学院院士,荣获美国国家基金会颁发的“科学研究基金奖”。不久,她为了感谢胡适对她的关怀培养,她竭诚地把美国研究协会颁发给她的“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奖章”呈献给胡适(现存台北胡适纪念馆),让他分享这份崇高的荣誉。为了印证她没有辜负20年前胡适对她的期望,她又把胡适在19361030对她教诲的信复印了出来,并给胡适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信中说:

“几星期以前在整理旧物时,翻到我在西部做学生时你给我的信件,有一封是我刚从中国来到西岸不久时你给我的信。信中对我诱掖奖导,竭尽鼓励,使人铭感。所以我把它翻印出来特地寄奉,不知老师还记得否?我一生受我父亲和你的影响最大,可惜我父亲在今年正月三日在上海故世,家兄健英亦在去年六月去世,从此生死永别,言念及此,肝肠寸断,泪不自禁矣!”

这是195951日吴健雄写给胡适信中的一段话。在这里,她把慈父与良师视为同怀,感念之情在笔端潺潺流出。

19603月,吴健雄在美国看到《纽约时报》报道胡适因病住院的消息,便立即来电“询问一切”,其关切之情,由此可见。

吴健雄对胡适的敬仰和爱戴,不存在名利的诱惑或权势的驱使,而是发自内心的纯情的真实的流露,且看吴健雄在美国期间给胡适信中的一段话:

适之老师:

你在洛杉机给我信,已经收到了。

在你动身的那天,我早起一见倾盆大雨,不知是愁还是喜?

10时左右,打电话到你处,谁知他们回说,你已经离开那儿了。

这次你来,因为酬酢太多,未免太辛苦。老师居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让我和你谈谈,你试想我是多么高兴!可惜我迟去多时累你等,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十二分的抱歉的。这是你病后第一次到西方来,你并不比以前瘦,精神也好,不过脸色远不如以前好。希望那仅仅是一层仆仆的旅途的风尘而已。

你曾经说过的,暑假间也许能来,希望别给事情留了……

西来的学生都说你在华盛顿工作过度,希望老师为国珍重。

信写于1940430日,时值抗日战争的炽烈阶段,胡适当时肩负驻美大使重任,“居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看望吴健雄,说明对吴的关怀备至。而吴健雄惦念老师,感情真挚,细腻入微,对脸色好坏的变化,予以关注,祝福老师“为国珍重”,真可谓是心香一瓣一片深情,令人动容不已!

稍后,即1941224日,吴健雄在给胡适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适之老师:

刚在电话中替你道别回来,心想你明天又要“黎明即起”的去赶路,要是我能在晨光熹徽中独自驾车去机场替你送行多好,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只能在此默祝你一路平安……

我这一阵子没有给你写信,一方面因为你忙,不敢打扰你;另一方面却又怕你以为我误会你的意思,使你感到不安。其实以我对你崇敬爱戴之深,决没有误解你的可能,请绝对放心好了。还记得去年从东方回来时,有人谈起北大女助教对你误会一事,我心中不禁暗暗替你叫冤,为什么这些人做事偏爱拖泥带水?为什么又有许多人最爱飞短流长?念到你现在肩负责任的重大,我偏连孺慕之思也不敢道及,希望你能原谅我,只要你知道我是真心敬慕你,我便够快活的了。

此次见你时,你消瘦了不少,希望在归途中好好休息一下。

你现在真是任重道远,不知战争何年才能结束,才能让你完全去做你要做的工作和要写的书。

这封信的开头和结尾的两段话,其体贴柔和的语言,仿佛是热恋中人在密林丛中的窃窃私语,颇有几分叫人疑惑,但细读她在中间所说的那么长长的一段话,你的疑惑又会顿然烟消云散。你会为世俗的偏见,狭窄的心胸而感到可卑,更为他们之间的纯洁而高尚的师生情而感到由衷的敬佩!

从援引的信中可以看出,胡适的形象在吴健雄心目中是高大的,用她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我真心敬慕你”,但她从没有非分的渴望或任何私心的祈求。她对胡适的谆谆教诲铭记于心,未敢忘怀,用她的话来表白,那就是“我一生受我父亲和你(胡适)的影响最大。”

吴健雄没有辜负胡适的期望,没有忘记恩师的培养。1965年胡适去世三周年,吴健雄为了寄托哀思,表示对她恩师铭感不已的心情,特地将恩师在19361030日给她的信函原件寄给胡适夫人江冬秀,作为“胡适纪念馆”保藏的文物。此物无声胜有声,赠者无言胜有言。

未言决别   遗憾殊深

19622月,胡适大病初愈,吴健雄同丈夫由美国赴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但他们这次之所以乐意回台,其主要原因正如吴健雄给胡适信中所说:“中央研究院每年开会一次,做院士的应尽可能参加出席,尤其是院长已经两年未能来美召集临时会议,所以很想回去探望探望。”“总之,这一次回去最大理由是探望你,其次,与在台学术界见见面,能有余暇,乘机看看台湾风景,大概做五、六天的耽搁。”

夫妇俩一下飞机,便去看望胡适。吴健雄见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也在座,便风趣地说:“你是饶毓泰先生的学生,饶毓泰和我都是胡先生的学生,从辈分上来说,你应该喊我‘师叔’的。”

两天后,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也饶有兴趣地提起这件事。他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辈分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

中午聚餐时,吴健雄又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平生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不难看出,这话虽有玩笑成份,却也掩饰不住胡适听后有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他毕竟是这些驰名世界的物理学家的老师啊!

遗憾的是在这次酒会上,胡适也许太兴奋了,便不顾医嘱,多讲了几句话,致使心脏病突然发作,遽然而逝。吴健雄万万没有想到,她与恩师的这次见面,竟会成为永诀。

胡适离开人世前的一刻,正值宴会刚刚结束,胡适夹在人流中朝大门走去,偶尔一回头,发现袁家骝夫妇在身后,正想打个招呼,突然脸色大变,心脏病突发。他身体失去了平衡,前额碰在桌角上,仰躺在地面上。对吴健雄来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与恩师见面竟成永诀,且是不可弥补的遗憾。大约正因为这个缘故,据当时在场的胡适秘书胡颂平说:“吴健雄这次回来最大理由是看望胡先生的,现在看见先生的猝然去世,更是悲痛万分,泣不成声。”

隔了两天,吴健雄来看了老师的遗容,无比悲伤,浑身发抖。浓厚的师生情谊,令人荡气回肠。

1965年吴健雄再次回到台北。到达当日,她在圆山饭店稍事休息后,立即驱车到南港胡适墓园,向她最敬重的老师致意。对吴健雄来说,这件事是比她此行回来领取嘉新文化基金会特殊贡献奖更加重要的大事。她在胡适墓园行礼献花,贮立良久,神情黯然。随后又到胡适纪念馆看胡适的书籍物品,停留两个小时,方怅然离去。

写于20125  


还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真实

合肥·方德实

今年是胡适先生(18911962)诞生120周年。今天我来写发生在92年前的胡适先生的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文章,心中如打翻的五味瓶一样———不是味儿。这还得从我的少年时代(五十年代中期)讲起,那时候大陆正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胡适在我的脑中的印象是“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什么他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动政客。自此,我也噤若寒蝉,对有关胡适的问题就避而不谈。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才看到胡适的这篇文章,看后觉得不是像批判的那种毒草,倒是改革开放时代需要的一种思维方法。但是在当时是不敢公开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情况也非我一人。我记得石原皋老人在写《闲话胡适》一书时,也想为胡适的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名,但最终还是回避了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对胡适评价的文章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客观,又让我们感到回到五四时代那种学风了。所以,我经过思考,觉得应该是还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真实的时候了。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先进青年更加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向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发起反击,新旧思潮激烈争论。一场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成为时代的热点问题。先是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扬俄国的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195月李大钊干脆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六卷五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章。李大钊的这些文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了李大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当时其它的各种主义也纷纷出台,如“无政府主义”、“教条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就“社会主义”一个名词,就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的不同,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在当时,有一些人,他们怀着迷茫和热情,对各种主义都不分选择地照单全收,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些名词的涵义”,什么都还没有弄明白,便“空空洞洞去争”,有些人心无定见,今天主张这个主义,明天信仰那个主义,其实还是一知半解,为的是赶时髦。那是一个“群论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

因为陈独秀被捕入狱,胡适从19196月中旬———8月底代编了《每周评论》。这份刊物在当时是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在保守派眼中的“过激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总共只出了37期。在《每周评论》于19181222日创刊时,胡适因回绩溪奔母丧,不在北京,回京后,此刊约他写稿,他只是翻译了几篇短篇小说,不写政治文章。只是在自己代编期间,出于对空谈“主义”的反感,又因当时连北洋皖系军阀王揖唐也谈起“主义”来了。这样就促使了他违背自己原来不谈政治的主张,决定谈点基本东西,心想对那种被盲目接受的“主义”加以批评,即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刊在31期,后来又写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刊在36期,《四论问题与主义》刊在37(这一期由于被查封而未印出)。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刊在35期,蓝志先的文章刊在他自己编辑的《国民公报》上。这就是这场《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历史背景。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复原

在以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背景叙述中,我们知道了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当中,胡适写了三篇文章(其中《四论问题与主义》因刊物查封而未印出)参与论争。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私自害人的事。”

从上述的引文看,胡适在文中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看来,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同‘主义’,都是这些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胡适在文中也重点剖析了“主义”,但没有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倒是批判了“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他说,最近北京的许多报纸,甚至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他还说“‘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使人心满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同‘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还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写作本意,所以他说,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胡适的文章刊出不久,就有蓝志先和李大钊写出了对此文有不同意见的文章。李大钊的文章是以书信形式写给胡适的,出于对李大钊的尊重,胡适将此信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题目可能是胡适加上的。胡适对蓝志先和李大钊的意见很重视,在其《三论问题与主义》的文中表示了感激之情。胡适说:“知非(蓝志先)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匡正我的原作。”蓝君和李君的观点与“他并没有冲突”。同时,胡适也接受了李的“问题与主义”不能分开之说。只不过强调主义不能离开具体问题的空谈。而李大钊是强调问题离开主义不能得到解决。

我们再来看看李大钊的文章。李是19197月中旬离京前夕读到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并对此文写了文章。纵观李大钊的文章,他对胡适也很尊重,是以立异带着求同,坚定伴着委婉的态度和胡适讨论的。他感到胡适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其根本主张与自己看法有较大的差距。李大钊认为胡适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从社会改造必须依靠社会运动的观点出发,“问题和主义”是不可分离的,问题的根本解决,还要靠主义来指导。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解决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和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但李也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了先生那篇论文(指《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后发生的觉悟。”

李大钊的文章还谈到,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正义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社会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胡适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他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该轻视主义,还把原先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多研究些具体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又专题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也是极赞成的”。并认为李、蓝的“要用主义、学理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见相合。”

通过上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情况叙述来看,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反对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偏向纸上的“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只是望文生义,空谈一气。所以胡、李之间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分歧是两种不同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胡适在这个问题上是主张改良,而李大钊的主张是“根本解决”。两者之间尽管各自的思想信仰的不同,但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不是政治性质的尖锐对立。也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内部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都属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范围,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其客观效果是这场论争将成为思想启蒙重要组成部分。

错批“问题与主义”的历史教训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基础。我们在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研究必须依靠实事求是,不抱任何偏见,把真实的历史表现出来。今天,我们再来反思当年的这场论争,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深刻的教训应予吸取。我们必须深刻自省,以免重蹈覆辙。

歪曲历史的批判再也不能发生了。从现在来看,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这场批判采取了回避事实,歪曲事实,甚至篡改事实的手法,把历史的真实阉割了。到后来,就更加肆无忌惮,完全不去考虑这场争论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史实,而是用所谓“革命”名义的政治义愤来批判了,这还谈得上半点实事求是吗?这只能得出一个毫无根据的政治结论。据有关资料,当年的这场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开始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一共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包括各种单行本、小册子),加在一起足有几百万字。这些批判材料涉及胡适的全部学术著作,把他批得一无是处,而且同声批判胡适是以反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提出的证据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把这个问题的争论的性质定为,背后有阴险的政治动机,是对当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恶毒攻击。

当年发起的这场错误批判,真是荒谬绝伦。硬是把胡适提倡了一辈子的“民主”、“自由”、“实验哲学”、“不疑处有疑”、“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等等道理都当作“反动”和“毒素”来批判,把这些都全部寄存于胡适名下,并与“胡适的幽灵”融为一体。现在来看,时移势异,当年批判的“毒草”变成了鲜花,这岂不是绝妙的讽刺吗?

在这里我想谈谈毛泽东在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态度。在胡适19197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时,毛泽东当时未去法国,留下在本国研究问题。毛泽东当时为了出国留学一事还征求胡适的意见,得到胡适同意的。就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不久的9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急待研究的71项共144个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看过的,也是认可的。19197月,毛泽东回湖南进行革命活动时,去拜访胡适,取得他支持,胡适答应支持。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胡适看后便在他代编的《每周评论》第36期《新刊评价》中,对这篇反叛精神很强的文章给予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当时有人说胡适的文章是对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支持和鼓舞,也是胡适的政治思想火花最明亮的闪烁。有人还说胡适是煽风点火的“过激主义”者。

然而,就是这位在30年后当了开国领袖的人,在建国后不久却亲自发动了批判胡适思想的浩大运动,从政治需要出发,人为地随意地歪曲历史事实,不仅泼向胡适浑身污水,还把批判对象由他的儿子扩大到他的朋友和学生,并进行批判讨伐。这是我们必须深刻记取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办事,客观公正地评价胡适的思想和学术地位。毛泽东说过:“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胡适)恢复名誉吧”(19562月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知识分子委员时说)。现在是已经到了“那时候”了。

                                      写于20113


胡适与《七碗茶诗》

汪无奇

今年“五一”节,有朋友送“金山时雨”茶二斤,其包装袋上有一段广告文字:“胡适曾提(题)诗‘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把《七碗茶诗》说成是胡适为茶题写的诗,这实在是张冠李戴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胡适与这首《七碗茶诗》确有一定的联系。

乾隆二十八年(1763),绩溪人程有相到上海创业,在大东门外咸瓜街开办程裕新茶叶栈(茶号),主营茶叶批发,捎带零售。而胡适出生时,其家也寄居在大东门里咸瓜街,程胡两家关系一向密切。程裕新茶叶栈传至程有相孙汝均时,于道光十八年(1838)在里瓜街设第一分号;咸丰间,汝均孙光祖继承店业,于民国9年(1920)又在中华路南侧的沙场街开第二家分号;民国18年(1929),其后裔雨生、芑生又先后在浙江路口和石门路开设第三、四家分店。第三家分店开张之时推出“芬芳博士茶”,并请胡近仁(堇人)编印“特刊”馈赠客户。胡近仁是胡适的堂叔、幼时好友,受店主之托,就写信给胡适并寄去“特刊”要他写文章。胡适知道,店主是想借他的名气提高“芬芳博士茶”的知名度,这无异于为“芬芳博士茶”宣传做广告。胡适回信说:“‘博士茶’一事,殊欠斟酌”,认为“如‘博士茶’之广告,只可说文人学者多嗜饮茶,可助文思,已够了。”坚决反对陋俗、夸大其词的虚假广告。但对好友的要求又不好推托,不写文章就抄录唐代诗人卢仝的部分《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给他,委婉谢绝。

胡适给胡近仁的题抄如下:“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老友堇人给程裕新号编此特刊,要我作文,我只能写卢仝吃茶诗送给他。胡适”。

题款中说得很明白,“我只能写卢仝吃茶诗送给他”。胡适说的“吃茶诗”即《七碗茶诗》,又称《七碗茶歌》,原题为《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孟谏议,即谏议大夫孟简(?~824年)。卢仝(约795~835年),范阳(今河北)人,唐代诗人,自号玉川子。是初唐四杰卢照邻的嫡系子孙。年轻时隐居少石山,家境贫寒,刻苦读书,但不愿仕进,朝廷曾两度备礼征为谏议大夫,皆不就。“甘露之变”时,因留宿宰相王涯家,与其同时遇害。他的诗风格奇特,近于散文。《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很长,全诗262字。诗的第一部分,写诗人一天“日高五丈睡正浓,军将叩门惊周公”,突然收到孟谏议送来的新茶,于是“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连吃了七碗茶,随即渐入饮茶的极高境界。胡适抄写的正是这最精彩的第二部分(俗称《七碗茶诗》)。这一部分写出了诗人品饮新茶给人带来的美妙意境:从第一碗润喉咙,第二碗除烦闷,到第三碗便让人文思泉涌,神思敏捷,四碗时能把一切不平事都抛到九霄云外,表达了诗人超凡脱俗的宽大胸怀,喝到第七碗时,两腋生风欲乘清风归去,自己仿佛成了神仙,达到饮茶的一种极高境界。诗人直抒胸臆,一气呵成,尽情抒发对茶的热爱赞美。这首诗传诵一千多年而不衰,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多篇茶诗都曾化用此诗。胡适为同乡茶号开张抄录唐代一首《七碗茶诗》给他,真可谓匠心独用。

2012513  


益友·名师

———忆周起凤老师

许元涛

周起凤(1918———1960),休宁县商山人。自学成才,读过很多书,散文和论文都写得很出色,英文水平很高,才华出众。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中国国贸公司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是救国会一个外围组织的成员。从上海返回徽州,曾先后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创办的《前线日报》、皖南行署创办的《复兴日报》任编辑、编辑主任。解放前夕,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执教于休宁中学,深受学生敬爱。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含冤而死,1978年平反昭雪。

(一)益友———吴象与周起凤的交往

为了编辑《徽州名师》(新中国建立前后),我到屯溪搜集资料,巧遇曾就读于休宁中学的黄山市前政协副主席方前同志,跟他谈起名师周起凤,他说周老师是自己当年的语文老师,不仅课讲得好,且处处关心学生成长,确是一代名师。可是自己在休中只学习两年,实在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来。他向我介绍,周老师有个儿子周汉平现任徽州区人大副主任,你可以从那里获得一些资料。

听了方前的话,我两次赴岩寺访问。获周汉平热情接待,周说:“父亲去世时自己年纪很小,实在所知甚少,只能提供一本《商山人》的书,以后我再找亲友谈谈,得到资料再提供。”

我带回《商山人》一书阅读后,觉得有两个资料可用:一个是本文开头那段周起凤老师的“简介”,另一个则是下边录用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在该书《忆屯溪》一文结尾两段所写19387月初回乡时与周起凤相聚的情景。有关内容节录如下:

周起凤也是商山人,比我大两三岁,还有点亲戚关系。我读进步书籍,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的。我回到屯溪那天,就去找这个我尊敬和信赖的人,他把我去延安的事兴奋地称为“壮举”,约我再畅谈一次。离屯前夕,我又去找他,他陪我在新安江边漫步。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沿着江岸走过去又走回来。我们谈战局的发展,谈民族的前途,谈人生理想,谈那个遥远的神秘的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地方(注:抗战时的延安)……一个小时过去了,再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离开的意思。夜深人静,一轮皓月高悬在万里无云的碧空,带着凉意的月光倾泻在新安江上。江水缓缓东流,波涛粼粼闪亮。起凤终于站住了,真挚地对我说:“我受家庭牵累(注:其家庭贫穷,而子女多),不能与你结伴同行,但是我衷心为你祝福!”他伸出手来,长时间握着我的手不放。我受他情绪的感染,也长时间握着他的手不放,同他默默地相对无言,情思起伏,国破之恨、离别之苦、奋斗信念霎时一齐涌上心头……

此次屯溪一别,岂料竟成永诀。只得知起凤他解放前夕到休中任教,深受学生敬爱。可在五十年代后期受到错误批判,且被劳改,竟含冤而死。我再也没有和他握手相聚、共忆往事的可能了。

(二)名师———曹德元、金民治心中的恩师

绩溪中学退休的高级教师曹德元,在为祝贺母校休中百年校庆写的一篇《休中琐忆》中特别提到了周起凤老师(该文已刊于《会刊》92期),还向我提供了一本作家童村所著《一路走来》的长篇传记文学,该书写了曹德元的休中学友、休宁县政协前副主席金民治三年高中受教于班主任、语文教师周起凤,且“深获教益”的文字。其内容如下:

周起凤老师那时大概有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儿,气质文雅,衣着洁净而朴素,性情温和而极有耐心,留给学生们的印象既平易近人又和蔼可亲。那时,他不仅教着语文课,还写得一手漂亮字和好文章。据说,没有任教之前,他曾是某报社的一名编辑,而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他放弃了报社编辑的位置而投身于教学讲坛上的,说法与猜测各不相同。这些各不相同的说法与猜测,从某种程度上,又为他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不容怀疑的是,周起凤读过许多书。书读得多了,知识丰富了,道理也就懂得多了,整个人也便具备了常人难及的涵养,说起话来出口成章,一副满腹经纶的形象,由此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第一年跟随周起凤老师读书时,金民治尽管在各门功课上都有所表现,但是,他在作文成绩上的进展多多少少还是显得有些缓慢。周起凤及时发现了金民治在这方面的欠缺,同时也看到了他所具有的潜质,为了尽快弥补不足,他煞费苦心地为金民治列出了一份长长的书单,叮嘱他一定要将这些书找来认真读一读。

那份长长的书单,写满了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名著,这些相对陌生的书名,让金民治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金民治听从了老师的教诲。也就是从他在周起凤老师手里接过那份专门为他开具的书单起,他开始成为休宁中学图书馆的一名常客。

学校图书馆有许多藏书,这是金民治在此之前所没有想到的。为了不辜负老师对自己的希望,他按照老师的指导,一本一本把那些名著借到手,在完成课程作业之余,开始见缝插针、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也就是从那时起,金民治接触到了许多高洁的灵魂与伟大的思想,认识了莎士比亚、歌德、大仲马、小仲马、果戈理、罗曼·罗兰、普希金、托尔斯泰,认识了曹雪芹、蒲松龄、罗贯中、鲁迅、曹禺、巴金、冰心、艾青、赵树理、丁玲……他们所创造的那些生动形象的文字和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一个少年学生的心扉。那些美丽的词句,在带给他无限的生命享受的同时,也似乎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语言之路的大门。

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金民治就能把一本砖头厚的名著读下来,而且一目十行,并做到过目不忘,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不得不令周起凤老师和那个图书馆管理员感到讶然。

每当读完一本书,在交还图书的时候,那个图书馆管理员常常就会把他喊住,就那本书中的故事问长问短,这样还不算,还要求他把读书心得写出来,而后工工整整抄写在图书馆的板报上。金民治听话,每次书写心得,都像完成课堂作业一般的认真,这样一来,也博得了那位图书馆管理员的青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于潜移默化之中,金民治的作文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让一向对课业严格要求的周起凤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说起来,最让金民治难以忘记的,还是周起凤老师给学生们讲解朱自清那篇《背影》时的情景。后来的许多个日子里,只要一想起父亲,金民治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背影》,课文里的那个父亲与自己的父亲怎么会如此相似呢?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讲坛上的老师在那里感情真挚、声情并茂地诵读着。

讲坛下鸦雀无声。

渐渐地,老师的声音变得沙哑了。

渐渐地,讲坛下就有了一片的唏嘘和抽泣。

金民治已经不能自控,父亲的形象此时此刻已经叠印在了他的脑海里,现实生活中有关父亲对他的哪怕一点一滴的爱,此时此刻也正像青藤一般,枝枝蔓蔓无比鲜活地爬伸进他的记忆里来。

父亲是爱他的。父亲爱着他的每一个孩子。

但是,父亲正一点一点地老去。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老师还在讲坛上诵读着,那情那景,就这样永远地定格在了金民治的记忆里,即便年深日久也挥之不去。

(三)我在采写本文中的所得

我与周起凤老师相处只有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那是1955年寒假,在屯溪阳湖一起参加“肃反”学习。他温文尔雅的形象,风趣直爽的谈吐,出口成章,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让人觉得他是一位很有文化素养的文人。从认识他的人的言谈中得知,他解放前曾是一名记者,是休宁中学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就这么一次相处,虽以后再也未曾谋面,他却永久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里了。当我们“稼研会”要组织人写建国前后的休中名师时,我很快就想到怎么能找到人来写他。很巧,我读到了曹德元老师所写的那篇回忆文章,又蒙曹老师提供了那本长篇传记文学,曹老师还介绍我去屯溪找金民治先生。对我的登门访问,金先生热情接待,还告诉我周起凤老师作文教学也很有特色。布置命题作文每次总在黑板上写两个以上题目,如有学生自己命题也行;体裁上以写散文、论文为主,如写诗歌等等也行。作文批改除眉批、总批外,在写作水平较高的学生作文簿上,还给列一个表,写上该篇作文标点符号扣多少分,错别字扣多少分,词句、篇章结构、内容、主题等各扣多少分。让你一看到就能知道自己写作上的瘕疵和毛病在何处了。金先生还说到,周起凤老师不仅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学好语文,而且还亲自写文章鼓励学生全面发展。金先生体育好,在休宁县运动会上夺得百米短跑和1500米中长跑冠军时,周老师便写过文章登在校刊和县里的报刊上。这既是对学生的鼓励,又是在写作上给学生作示范。

曹德元老师喜爱语文,他在文章中写道:“周起凤老师让学习偏科的我受到鼓舞,让我感到关怀、温暖。后来,我考中文系,这是与周老师对我的影响有关的。”而金民治先生各门功课都好,可怕写作、不喜欢写作文,周起凤老师又循循善诱,使他的“作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金先生在我访问他时,怀着深情说:“要不是周起凤老师对我的教导,就不会有我一生的成就。”这是一位省内知名农学专家对恩师发自肺腑的感恩之言。

斯人不幸于政治劫难中早逝,迄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他将永远留在亲友和学生的心里!


深切怀念敬爱的洪天宇校长

程伟乐

洪天宇同志19592月从歙县园艺学校调安徽省黄山林业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负全责副校长。到任以后,他非常重视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工作,请当时任歙县县委书记的王保实同志和县长朱爱华同志,县武装部朱部长(老红军)为师生们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还请了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吴宗仁所长(博士)来校作《黄山地质地貌和植物垂直分布状况的学术报告》。自己在周会上也常给大家作报告,还常用谈话等方式,关怀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健康成长,要求和鼓励大家走“又红又专”之路。当时洪校长年仅29岁,对两位均有60岁的副校长和其他老教师十分尊重。他常抽挤时间听课,认真学习和了解自然科学知识。他很重视教学科研工作和师资队伍的建设。当时黄山林校在全国26所中等林业学校中,有一个特色的专业:四年制林产化学专业。为了从理论和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办好这个全国仅有一家的特色专业,他特邀请了林业部上海林产化学研究所的谢庚年总工程师、姜兆雄工程师等四人来学校。四位专家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带领、指导林化两个专业班的同学学习、科研,他们与学生一道深入浮溪深山中筑木炭窑烧炭,再把初制木炭进一步加工制成活性炭,又把从炭窑后侧洞口冒出的浓烟通过竹管道经蛇形冷凝管冷凝后流出的木焦油进行分馏,按照不同的沸点取出不同的成份,再进行分析。这是木材干馏的土法实验。同时还在学校的化工厂内进行木材水解、树木及叶果的提炼物实验,制取人造棉、拷胶、单宁酸、阳离子交换树脂、山苍子油、紫罗兰酮等。经过一年多的实验,科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争取到全国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现场会在黄山林校胜利召开。会上,受到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的赞扬和全国近300名代表的肯定。因此,洪校长还出席了1960年全国群英大会,被邀请参加国庆节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学校被授予全国林业系统先进单位,获奖一辆解放牌汽车,解决了学校近千名师生的生活物资出山采购的困难。

洪校长根据当时中等专业学校紧缺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的情况,决定选派我们林化班十几位品德、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到南京林学院、北京林学院、东北林学院和皖南大学进修,依靠自力更生的办法,培养学校的青年教师,以形成合理的教师梯队。李德秀、程渔遐、李文源同学由陈仁烈老师带队到南京林学院进修林产化学专业,选派了梁英龙、郑象贤、陈克佳同学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化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柯良栋、叶为枢、张梅生、孙发祥、夏日鼎同学被选派到皖南大学去进修物理化学、物理学、电工学等专业。我当时也被抽派到广西林学院去学习取经,学习钟表油和光性树胶的抽取。这些举措得到了省林业厅的大力支持。进修的同学回校后在老教师的帮助下,特别是在老校长胡苏明的教育指导下,很快走上讲台,担负了一些课程的教学任务。还有一部分同学留校参与了学校的行政管理等服务工作。

洪校长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穿着十分朴素。常见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中山装,领口、袖口中、裤子膝盖处都打了补丁,脚上穿一双布鞋,一双长灰色棉袜子,头上戴一顶八角帽子。见人都主动点头微笑打个招呼,师生都称他“我们的好校长”。当时学校地处黄山脚下汤口镇(属歙县黄山区黄山人民公社所在地),校社、校群关系非常融洽和谐,汤口农民亦称洪校长是位好校长,是汤口百姓的贴心人。学校食堂用柴都由黄山风景区范围以外的大队、生产队负责组织社员砍伐供应。学校曾多次组织发动师生到山岔、天湖、香溪十八弯等高山协助扑灭发生的山林火灾,到寨西用脸盆传递送水帮助抗旱保苗等活动。

在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为共克时艰、共渡难关,洪校长带领我、汪家春二位班主任和化一0六、化一0七两班沪籍同学,步行二十多里到浮溪学校林场去管理旱粮,锄玉米草。晚上他还给大家讲打游击攻碉堡的战斗故事,对我们进行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教育,夜里则同住群众家的楼阁板上。正如沪籍同学张燕华在一篇回忆文章《恩重如山的洪校长》中说:“随着五九年大跃进的冒进,六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成了大问题,我们的餐桌上只有小麦糊,黄豆、玉米、山芋干、鱼腥草等。不谙世事的我们常常难以下咽。直到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后,才听说当时这些粗粮是凭借洪校长过去打游击时在行署的一些老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学生争取来的。洪校长用大爱保护着几百号学子,以至于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林校学生没有一名浮肿病人,才使我们近千名师生度过了那样一段非常时期”。当时洪天宇家有母亲、小弟、妻儿、保姆九口。歙县县委给每个县委委员照顾,发200斤大米的购粮卡,可洪校长谢绝了,他要和大家同甘共苦。后来他自己倒浮肿了。确如沪籍同学李成修所说:“洪天宇校长是非常令人崇敬的好校长。”

洪校长夫妇月工资收入一百七十元左右,要抚养四个儿子,赡养三位老人,共负担十余人的生活,生活并不宽裕。但对确有困难的同学,却慷慨解囊,给予帮助。我班有位学生,叫徐秋九,家境十分贫困,身体又十分虚弱,坚持不了学习,想休学回家。他把情况向洪校长陈述后,洪校长十分关切地说:“无论如何,你要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要进行治疗,先养好身体。”并随即从口袋中掏了伍元钱给他。秋九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向洪校长鞠了一躬,连声说,“谢谢,谢谢!”他从汤口买了车票回到屯溪,到屯溪医院查出了毛病,服了药就治好了。后来虽未复学,但养好身体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虽已过去了五十二年,但秋九同学对洪校长这位救命恩人还是忘记不了,永远怀念。

我离开林校后,19661020日,在歙县解放街上碰见了洪校长。有一年多未见面了,我们相互紧紧地握着手,他盛情邀请我:“快到中午了,你就别回去了,到我家吃点便饭。”我与洪校长在林校内外共事有六年多,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给过我多次的指导、关怀与帮助,我都深深地牢记在心间。为了多聆听洪校长的亲切教诲,我当时随即答应,跟着洪校长到了城关区政府———他爱人凌成华同志(曾任黄山林校团委书记)的住地。吃过中饭,他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伟乐,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形势发展变化很快,一定要多学习!”次日,他就匆匆离开家,离开妻儿,奔回黄山林校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了。真想不到,这次竟是最后一次生死的诀别。洪校长回到学校后,连续遭受到坏人的侮辱、折磨和惨无人道的摧残迫害。196775日凌晨,竟一个人孤独地惨死在自己那斗大的卧室中,时年仅37岁。得知噩耗我非常震惊,不由得痛心地滚下泪来。

敬爱的洪校长,历史是最公正的,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的领导下,得到了彻底的纠正。胡作非为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被彻底摧毁,徽州地区四大冤假错案之一的你的冤假错案获得了组织上的彻底平反昭雪,坏人也得到国法的惩处。你的四个儿子洪峰、洪崎、洪峻、洪嵘,在你的教导影响下,在凌成华同志千辛万苦的教育培养下,在党、政府和老师的关怀培育下,通过他们自己的刻苦努力,今天都已经成了国家的栋梁,都在首都北京分别担任国家行政、金融、科学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领导,并都已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儿女。你的战友、同事们怀念着你,林校的师生和汤口的百姓怀念着你,凌成华同志还创作出版了《岁月悠悠》一书,深深表达了对你的眷恋情怀和无尽的思念。我想洪校长你在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作者是黄山学院退休干部)

附:洪天宇(1930.2———1967.7)简介

洪天宇小名春火,绩溪岭北百坑人,19302月生于上海,二岁时因兵乱其母带他回到老家。绩溪百坑当时便是新四军的一个老游击区。1946416岁的他便被当地游击队领导人王必达(化名老马)看中参加革命,也给他取了个“民主”的化名。在不久的黄石岩战斗突围时,因跳崖脑部受伤。后来,在游击队上级领导唐辉指挥下,老马率队转战于皖浙边。天宇先在歙县旱南游击区,后又调至水南游击区进行战斗,曾任游击队的连长兼歙遂区书记,又任过歙遂区督导员兼歙县小洲乡书记。

解放后,洪天宇曾任徽州农委生产合作科科长,芜湖农业生产干校主任、副校长,歙县园艺学校校长,中共安徽黄山林校书记、副校长,中共歙县县委委员。

1967年在“文革”中惨遭造反派批斗、毒打而冤死于黄山林校。


纪念葛剑寒先生

胡其佳

在绩溪,人们对已故去多年的无党派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葛剑寒先生没有陌生。

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统一战线,把它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合称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温故可以知新,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发展,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强大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宝。

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启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时期,我县涌现了许多知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他们是:

一生以从事教师和教育行政工作为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绩溪县初级中学校长,连任七届绩溪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两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的郑郁予(18981997)

1941年集资在坑口村创办龙川丝厂,1956年任公私合营绩溪缫丝厂副厂长,安徽最早的缫丝企业创建人,徽商中由商业贸易向工业生产较早跨越者之一,连任绩溪县五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胡练九(18911978)

1918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解放后任绩溪县初级中学,绩溪中学教导主任、连任绩溪县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胡稼民(18971972)

19557月从台湾驾舰艇回归大陆,1978年任绩溪县文化局副局长、绩溪县人民政协一至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的颜振吾(19272011)

连任七届绩溪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两届绩溪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一届绩溪县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两届副主任委员的章志坚;

绩溪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连任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连任三届绩溪县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的许慎初(19031960)

连任四届绩溪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三届绩溪县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的吴社善;

连任绩溪县三届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方致敬;一届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姚康炳(19111992)

连任两届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张素心女士;

自幼生长在马来西业的古晋,19531月回到祖国怀抱,在上海完成高中学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1957年底来到皖南山区旌德县农村插队,1958年加入教师队伍,先后在旌德、绩溪山区任教,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先后获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归侨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当选为绩溪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侨联委员的沈泰然(19361987)

有较高医学造诣和高尚医德,在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的老中医黄力耕(19131984)、吕子振(19111971)、程华基(19211982)、胡节君(19241991)等等。

这些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长期在绩溪工作、居住,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他们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与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在各行各业,团结行业人员,努力参加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创建了许多重要的业绩,取得了社会的认可。历史的实践证明,人和事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吸引力、响应力是不可低估的。

葛剑寒(18991975)在绩溪是一位名人,原名剑淡,字寒庐。幼年家贫,早年肄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青年时代加入中国国民党。历任小学教员,国民党绩溪县党部秘书、县抗敌后援总干事,民众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集全县爱国民主人士、社会贤达、青年学生为一体,动员全县民众,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464月当选绩溪县参议会副参议长,19475月当选安徽省参议员。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共,成为县内国民党左派爱国人士。解放前夕,他与胡运中等国民党知名人士一起保释了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的为党秘密工作的章志启等人。

抗战期间,城区常遭敌机轰炸,城区的胡氏小学、章氏小学均停了课。两所县立小学、明伦堂小学和女校改成三所临时小学,到邻近村庄租借祠堂或民房上课,致使许多适龄儿童失去了上学机会。葛剑寒为此日夜担忧,深表关切,便出面与一些关心公益事业的地方人士商讨,共同推选他与城区东、西、南、北四个保进行研究,募捐钱款,聘请教师,创办了一所四保小学,并被推选担任“四保小学”校长。1940年秋正式开学。校设幼儿班和一至四年级各班,共有学生200多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城区胡氏小学、章氏小学相继复课,四保小学光荣地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自然地停办了。

19462月,城内西门岭天主教堂经批准创办了天岭小学,将城内失学儿童40人分4个年级免费入学。聘胡运中、葛剑寒等组成校董事会。次年冬学校停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葛剑寒任绩溪县人民政府教育、文教科副科长;19504月至195110月,连任三届绩溪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195110月至19547月,连任五届绩溪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其中从195211月起选为驻会委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19565月,绩溪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县人民政府改为人民委员会,葛剑寒当选为首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1月至19655月,连续五届当选副县长,廉洁奉公,服务桑梓。

19527月,我调入中共绩溪县委宣传部任主办干事,当年,我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以晚辈身份初次认识时任绩溪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葛剑寒先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与政府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的考验。为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为此,党与政府先后作出了稳定物价,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三反”和“五反”,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等重大决策。为贯彻党与政府的重大决策,县委与县政府都不定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人士座谈会,学习、宣传中央的决策。葛剑寒先生当时是应邀参加会议的常客,在会上他坦诚发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拥护党与政府的重大决策。同时,参与对我县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与“五反”政府施政工作的实施办法等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讨论。

19637月,我奉调到绩溪县人民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葛剑寒先生已经担任副县长多年。此时,他和时任县长张省三,副县长李良才、王积有都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负责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善民工作。他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深入基层凋查研究,了解事业的发展情况,帮助基层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协助党和政府制订文化、教育、卫生等发展规划工作,为党和政府社会发展事业作出了贡献。

葛剑寒先生是我很敬仰的老前辈,是一位很有才能的非党领导同志。平生好读书、知识渊搏,参政议政水平很高,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主编《绩溪新志》成稿;他善书法、擅篆刻、喜收藏。他治印师赵撝叔,晚年学黄士陵,曾治“中日邻邦一衣带水”、“丰碑八亿”、“向科学进军”等,在刊物上发表;遗嘱儿子循涛将文物44件、古书画138件献给国家;他阅历资深,广交朋友,多次接待外地专家、学者来我县参观访问。1964531日接待了著名漫画家米谷、国画家唐云先生,给绩溪留下了难得的珍贵佳作;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重然诺、尚气节,顾全大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生活一贯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联系群众,关心同志。今天,他们音容笑貌,高大的身躯仍在我们心中。

在新中国成立至葛剑寒先生因病去逝的20多年中,葛剑寒先生由于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坚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因而在他的改治生活中始终能够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个长期合作的朋友。

葛剑寒顺应历史潮流,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党和人民将记住他。

在葛剑寒先生诞辰113周年、逝世33周年之际,晚辈特写本文,礼敬剑寒先生。

201244完稿


论书偏爱真山体,作人作事两无岐

怀念王乐匋先生

葛循猿

《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王乐匋》和《中华中医昆仑·王乐匋卷》二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望着封面和扉页上王乐匋先生那幅慈祥的照片,一幕幕往事历历浮现在我眼前。

王乐匋先生是歙县人,出身新安医学世家。因年轻时即已在绩溪行医,绩溪便成了王乐匋先生有深厚感情的第二故乡。绩溪的老百姓也非常熟悉他,信任他。在绩溪,称呼有文化的人或医生,习惯上都称之为先生。至今,绩溪城乡年纪稍大的人中,只要提到王乐匋先生,几乎无人不晓。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认识了王先生。那时,我才七八岁。我们两家相距不过百米路,我父亲与王先生同在绩溪县医界联合会(简称医联会)组织下行医。父亲有时到王先生家有事,我也常跟着父亲去玩。医联会晚上组织医务人员学习国家的方针政策时,我也经常跟着去。记得有一天晚上,学习结束后,大人们还在谈论着事情,王先生却拉着我的手说:“猿(我的小名),我们出去玩玩。”于是,便拉着我的手,从南街走到木牌楼,在当时绩溪城内一家颇有名气的餐馆,要了两份粉蒸肉,我们一人一份。原来王先生是带我来吃夜宵的。六十年过去了,我一想到王先生的时候,就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粉蒸肉。

上世纪五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劫一个接着一个。我那时年少无知,全然不知社会上事情的因由。1954年,我父亲因病去世,当时我才十岁,我一下子感到很孤独无助,加之童年时的我,身体很瘦弱,母亲也为我的身体担忧。1958年,我大哥又被打成右派,家境更是一落千丈,有些亲友也渐与我们疏远。然而,王先生却不忘旧情,仍时常来我家,关心我的身体和学习。1959年,王先生从南京进修回来,还特地带了一套小型南京风景照片和一个儿童用的简便显微镜送给我。照片虽小,但却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中山陵、雨花台和新街口上的孙中山竖像等景点。简便显微镜则可以观察头发和洋葱皮的细胞结构。显然,王先生是在鼓励我,要我好好学习。如今照片旧了,简便显微镜已经坏了,但我很珍惜,至今仍珍藏着这两样东西。因为,这是王先生在我童年时代给我的一份温暖。

1960年,我初中毕业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有人为我的前途忧虑,在我面前劝我母亲说:“还是让猿学个手艺吧,不要读书了。”孤独无助的我和我母亲感到彷徨和不安。而此时,身为绩溪县医院副院长的王先生闻讯赶到我家中,安慰我和我母亲。略沉思后,他很慎重地对我母亲说,“让猿读书吧。万一不行,就跟我学中医,当我的关门弟子。”这是王先生认真考虑后说出的话。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在那样无助的情境里,王先生的话,使我全家感到无比的温暖。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对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有所了解,我时常回想起王先生当时说的话,更加觉得这在当时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而这是由王先生的人品所决定的。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认为王先生是一个值得我信赖和敬重的长者。

我顺利地考入高中,随后,又考入芜湖医专(今皖南医学院)。我深知,我的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此时,王先生也调入安徽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他每次寒暑假回家探亲,只要有时间,都要到我家看望我母亲。1968年年底,我开始在泾县农村卫生院工作。那时,安徽的医药院校也随之下迁农村或合并。七十年代初我回绩溪时,听母亲说,王先生很辛苦,现在黄山附近,穿草鞋,边带学生上山采草药,边给病人治病。(时称开门办学,走一根针一把草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都迎来了春天的阳光。一次,王先生来泾县医院作学术讲座。我闻讯便立即赶去看他,我们已有十年未曾见面了。王先生见到我,很是高兴。他特别关心我的业务和工作情况。当他得悉我这些年在农村仍在学习外语、统计学,并已写了两篇论文刊在《泾县科技》时,很是赞许。他要我不要放松学习,说国家经济在恢复,一切都要回到正轨上来。随后,王先生要带我去人家吃晚饭。我说我不熟悉。王先生说,去了就熟悉了。原来,王先生谢绝了会务招待,到绩溪同乡余荣林先生家去吃饭。后来,我才知道,早年王先生在绩溪时给余荣林先生治过病。王先生对待病人认真、负责,不仅给余荣林治好了病,还赢得了余先生的信任和敬重。由于都爱好书法,两人便由医患关系进而成为挚友。那天吃晚饭时,他俩还时常谈到书法。后来,余先生到泾县来工作,他们之间的友情又从绩溪带到了泾县,也带给了我,使我认识了余先生一家人。

王先生回合肥后不久,给我寄来两张条幅: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昨夜江边春水声,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我知道,这是王先生在鼓励我:不要放松学习。尽管文革耽误了一些时间,农村卫生院的条件差一点,起步虽然晚一些,但只要有驽马的精神,以十倍的功夫,锲而不舍,也是能迎头赶上的。

学习专业知识不要怕困难,要循序渐进,点点滴滴积累。“读书而至,一旦融会贯通,其境界就有如同诗中所说。”同春水一样,自然水到渠成,原来搁浅在河滩上一动也不动的艨艟巨船,此时也可在江河中自由自在地航行了。王先生就是这样,引用朱熹那通俗而又富有哲理的《观书有感》绝句,来启发我们后辈发奋学习。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不久,我正式调入泾县医院内科上班。由于接触各种病人明显增多,虽然此前我曾在弋矶山医院已进修了一年,但仍感到知识的不足。王先生得知后,来信说,读书“务求精熟,倒不在博洽。”“读书贵能选择,质量不高之书,读之白花精力。‘开卷有益’一语有时却不尽然的。”同时他将《安徽医学》每期阅过后寄给我,并写信要我注意阅读每期的医学综述和论文,因为它能帮你了解某一领域的医学动态和发展,学习别人的临床经验总结。“蓄他人之长,补己之未逮。”在学习方法上,中医和西医是一脉相通的,但王先生又是辩证的看问题。

1986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左心房心律的医学论文去投稿。编辑部给我提了一些意见,要我修改、充实。王先生得知后,便在来信中引用《伤寒论辑义》里的一句话:“易稿则技精,屡斫则艺进”来勉励我。于是,我三易其稿。后来,该论文刊于《皖南医学院学报》。

在王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在医院的临床工作很顺利。同时,我也学习王先生记笔记的方法,重点复习有关内科知识,加深记忆;一面注意收集临床资料,撰写医学论文,而撰写论文又必须要查阅医学文献。如此循环的学习方法,使我受益匪浅。对于我的进步,王先生来信说,“我看到你发愤上进,我们这些老一辈人真是感到高兴。”因为,他看到我的成长过程,深知我童年所遇到的艰难。

王先生爱好书法,且与一般书家不同,尤对粗杆毛笔感兴趣。一次,我给他送去几支直径如二分币、五分币的粗竹杆毛笔。王先生非常高兴,一面比划着书写,一面连连说,好,好。

王先生总是谦虚地自称对书法“只是一种癖好而已。”“论书偏爱真山体。”我想,只有懂得王先生的为人才能读懂王先生的书法。王先生爱竹、画竹,他对明代夏仲昭一派情有独钟,所以王先生的墨竹透着厚重而又潇洒、清润之姿。

19955月底,我去合肥看望王先生。王先生告诉我,他将与石谷风先生在省博物馆举办两人的书画展,并当场填写了一张请柬给我。遗憾的是我因工作关系未能如约前往。

1998年清明,我回绩溪,得悉王先生也回绩溪了。然仅一天之差,我们未见到面,我只好带口信向王先生问好。清明后,我回泾县医院上班。一天上午,突然接到电话。刚拿起话筒,里面就传来响亮而又熟悉的声音:“我呵,乐匋。”我万万没有想到,王先生是特地路过泾县来看我的。同行的还有时雨婶和顺民妹。王先生的当年学生王铁良、吴金龙也闻讯赶来。中午,我们聚在一起,畅谈着友情、师生情。也万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永别!

这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突然接到王先生的学生打来电话,说王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噩耗传来,令我不敢相信!仅半年前,我们在泾县见面时,王先生还是那么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如今我们竟成了阴阳两隔!又非常不巧,那天,芜湖市中医院已与我有约,要来我处有事,我无法抽身,只得先发去唁电。事后,我虽然特地再去合肥看望时雨婶,但终觉未能最后去送别王先生,是一大憾事。

王先生一生勤奋,一生精于中医学,并在传承和发扬新安医学上作出了卓著的贡献。王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王乐匋》和《中华中医昆仑·王乐匋卷》的出版,就是对王乐匋先生为中医学所作贡献的最好肯定。

“论书偏爱真山体,逸岩高风是我师;甯丑毋媚斯妍美,作人作字两无岐”。“此花不作冰霜熊,偏爱浓妆著绛绡,色似碧桃无媚意’铮铮铁骨自风高。”王先生景仰先贤傅山的高风亮节和学术成就并努力付之自身之实践。这两首诗正是王先生这样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风格和做人准则的生动写照。

我在平凡的人生经历中,有幸亲身感受到王先生的高尚和真诚。王先生对我的关爱、帮助和指导,无不折射出王先生作为一个长者的慈祥,一代儒医的风范。

我永远怀念王乐匋先生。

2012-2初稿  2012-3-10修改


“实践育人”应确立为我国教育战略

陶伟华

“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这一世纪之问,是中国教育之痛,亦是国之殇。中国学子恐怕是世界上学得最苦最累的一群人,但是社会责任感、生存能力、团队精神、心理素质、创新能力等却普遍薄弱。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培养杰出人才之路呢?关键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所实行的教育模式忽视和严重缺乏实践性教育,导致培养出的人缺乏“实践”品性。因此,应当把加强实践性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和方向,确立“实践育人”的教育战略,从根本上改变人才培养的窘境,使教育事业沿着科学发展的坦途大步前行。

我国教育为什么缺乏实践性

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科举制自隋朝开始确立以来,莘莘学子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为信条,上自八十老翁下至黄口小儿都认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能够金榜题名,便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官本位思想和“唯书论”。我们虽然早已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它仍深刻地影响着国人,人们还是常常以上述观点来激励学子,并深刻影响到我们的人才观、学习观和知识观。

纠正“文革”极左路线后形成另一种偏颇,并不断加剧。“文革”时期学校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受到批判,劳动和实践取代了系统知识的学习。恢复高考后,我们纠正了这一错误作法,重视理论和知识的学习,但又出现了忽视实践的现象。近年来,大力扩招给高校办学条件带来巨大压力,在教育经费大面积缺口的严峻现实面前,减少实践环节和实行大班化教学成为高校化解这一难题最经济、最有效的捷径,“去实践性”愈演愈烈。

应试体制的影响。虽然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素质教育,呼唤高考体制变革,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制度替代之前,高考无疑是广大学子获取教育机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孩子改变命运,谋求更大发展的跳板。加之社会诚信危机把教育公平推向了风口浪尖,以分数决定终身的应试高考体制走向极端,中小学教育中各种劳动和实践性环节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

实践是人才成长的根本途径

“实践育人”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积极改造,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标志”,“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三句话中包含着他对实践的观点:一是人类通过劳动改变、创造世界;二是人唯有通过劳动才能使人自身得以不断进化,获得自身全面发展;三是劳动是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特性。其中,第二、三点长期被教育理论界所忽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这是毛泽东对实践重要作用的高度概括。胡锦涛则强调,要“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

“实践育人”是现代学习认知理论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现代学习理论认为,“人的最佳学习状态不是静止被动的知识灌输,而是对人生的全身心投入和探究。”如何探究?最佳的方法自然是亲身实践体验,只有切身主动的实践体验才可能全身心投入其中,否则只是坐而论道,永远难有深入之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国际教育会议指出:“把理论知识用于实践,以及学生参加劳动,是现代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国际教育组织对实践性教育的高度认同与重视。

实践是国外培养创新性人才的经验

国外诸多研究充分证明,实践活动与育人效果之间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第七任主席欧内斯特·博耶(Boyer)1987年的报告《大学:美国大学生就读经验》中指出,大学教育的效果直接与学生在校园里度过的时光以及学生参加各种活动的质量联系在一起。美国著名统计学专家、哈佛大学查德·莱特教授历经十年调查研究发现,所有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有4/5发生在课堂外,发生在课堂内的只有1/5。“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在课外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是耶鲁培养众多美国杰出人才的秘诀。”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说得更为直接。美国学者朱克曼经过对1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深入调查分析之后得出结论,精湛的实验技巧是他们共同的人格特质。

尽快确立实施“实践育人”战略

通过确立国家教育实践育人战略,转变观念、优化资源,整体推进教育改革。

教育方针是指导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原则和行动纲领。其实,“实践育人”战略已经包含在我们的纲领中,比如党的十六大和《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与改革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实践育人”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贯彻到教育实践中去。因此,应依据教育方针,确立“实践育人”的战略,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进行制度设计,整体推进,使教育事业科学健康地发展。

通过确立实施实践育人战略,打破长期以来教育教学改革瓶颈。

近年来,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社会期望仍有较大差距,最大的差距在于培养的人实践能力和创造性不足。“实践育人”,让教师和学生明确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了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把这一导向贯穿在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上,尤其是在教学成果评价体系上,通过这一明确的改革方向,促使流于形式的教育改革,回到应有的轨道上来。

推动教育事业真正走上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轨道。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是懂得做人,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当前教育极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文素质的养成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和实践性,良好的道德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磨砺才会养成。

学生自由全面地发展,“自由”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的自主和快乐上,“全面”就是提升学生的各种能力。学习的自主和快乐离不开主动实践,各种能力的提升更离不开实践。而个性化教育的两个基点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特长,没有了这两个基本点就不可能有个性化的教育,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一个人才能真正发现和培养出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特长。

总而言之,“实践育人”既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和突破,更是值得我国教育长期确立和实施的重要战略。

(原载2012729日《中国教育报》,作者系中国计量学院党委副书记,)


清华“警戒线”凸显独立教育的缺失

◇刘丛龙

清华大学2012年新生报到的序幕已经拉开。与以往不同,今年清华大学首次在报到区外设置“警戒线”,家长一律只能在线外等候,新生必须自己带着材料独自登记入学。

新生入学、家长陪同早已不是新闻,家长一边分享着孩子初入大学的喜悦,一边却因为担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而“鞍前马后”。对于清华大学设置这条“警戒线”的初衷,校长陈吉宁在致新生的信中已经表达出来,“新生应独自报到,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校给入学者的第一课是“独立”,不知该让人欣慰还是心酸。

小升初、中考、高考,是中国青少年成长的“三重门”,原本学生要经历的三次成长磨砺,如今却成为家长的难题。不少家长千辛万苦为孩子选学校、选老师、选专业,甚至放下工作全身心陪读,衣食住行全包揽,孩子要做的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让一个人在成长中按照铺好的路走,这是在提供便利的条件,也是在压缩独立的空间。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仅归结为家长溺爱,其背后是现有教育体制的弊端。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孩子们获得升学资格的唯一标准就是成绩,卷面上显示不出的、与心智和人格相关的因素往往被忽略了。培养出虽饱读书卷却缺乏自理能力、独立精神和社会常识的“知识分子”,是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独立的“警戒线”到了大学才设置,而且一出现还引来种种“惊讶”和“质疑”,凸显出青少年独立教育的缺失。正是因为没有或很少在小学、中学的教育中按照成长规律渗透独立意识、培养独立能力,形成与年龄和知识相匹配的社会认知,这条线的出现才显得如此“突然”。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培养孩子自主的品格,独立的提醒应该来得更早一点。家长和老师应尽量摆脱分数高低上的偏见,摆脱那种“都是为你好”的定向思维。须知,应教会孩子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知识以外的能力,所谓“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

清华大学这条“警戒线”,对学生来说,是脱离父母照顾、自行安排生活的“独立线”;对家长来说,是让孩子独立自主的“放手线”;对社会来说,是揭示教育之弊的“警示线”。清华大学划出的这条线,我们还应合力将它拉得更长、更远一点。

                     (原载2012.8.20《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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